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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
更新时间:2024-03-29 05:56:15

基本解释

  控烟 - 概述

  控烟是国家权衡烟草税收与国民健康、烟厂生产销售等烟草所带来的利弊问题而被迫采取的政策、措施的简称,是为了国家强盛、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而采取强制禁烟的第一步。到2011年1月9日,正好是中国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周年,按照承诺,中国应该开始全面兑现公约要求的内容。根据公约,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其宪法或宪法原则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每一缔约方应采取措施,“以防止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适当时,包括其他公共场所接触烟草烟雾。

  数据显示数千亿元“灰飞烟灭”中国现有3.4亿烟民,其中1500万是青少年,烟草消费居世界首位;每年,100万国民因吸烟致病死亡,也居世界首位。专家测算,烟草在中国每年导致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已高于同年的烟草利税。

  委员新提案

  烟草消费已经成为一大公害,烟草问题越来越引起参加两会委员代表的高度重视。

  数十代表委员共提控烟提案:应先禁公款买烟

  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控烟”成为数十位代表、委员不约而同提出的“公民提案”。控烟,应先从禁止公款消费高价烟和取消政府对低价烟补贴做起,全国政协委员赵园和邵一鸣分别在自己的控烟提案里表示。尽管他们的切入点所不同,但目标一致,就是在最快时间内尽量减少烟草对多数人群的危害。

  全国政协委员赵园:党政机关应禁止购烟

  全国政协委员赵园在今年政协会议上提案,建议尽快制订《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的规定》,禁止公款消费烟草。 她认为,南京周久耕“天价烟”事件曝光后,将公款消费烟草的问题暴露出来,而这也不是孤立的,目前不少高档、天价香烟是以政府官员为消费对象的。赵园委员提出4条建议:在政府机关的所有公共场所,实现百分之百的禁烟。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军队均不得以任何名义花费公款购买烟草制品,否则以贪污罪论处;在党、政、军以及国有企业的一切公务活动中不摆烟、不敬烟;国家公务人员不得接受烟草馈赠,否则以受贿罪论处,赠送者以行贿罪论处。针对目前有人提出要促进各行业发展,刺激内需,赵园在提案中表示,以烟草行业来“刺激内需,拉动经济”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损害他人健康基础上的,不可取。

  全国政协委员邵一鸣:国家应取消低价烟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也再次提出控烟提案,建言用国家财政投入为低价烟补贴亟待停止,要在中国控烟,必须尽快令国内低价香烟退出市场,更多的“穷人”和孩子才会免遭烟草危害。邵一鸣指出,之所以烟草消费在中国普及如此深入,与烟草专卖局对低价烟进行补贴、推广低价烟的政策有很大关系。要让最广泛的中低收入人群和受害最大的青少年远离烟草,政府必须认识到低价烟的危害,立即取消财政对低价烟的补贴,在市场上消除三四元钱一盒,甚至更便宜的低价卷烟。2010年两会上,邵一鸣就连提三份提案,直指全民控烟:第一份是建议首先在餐馆酒店等公众场所设吸烟区和非吸烟区,第二份是建议国家将戒烟纳入医保;第三份建言国家尽快提高烟草制品税率10%-15%。 中国现有3.4亿烟民,其中1500万是青少年,烟草消费居世界首位;每年,100万国民因吸烟致病死亡,也居世界首位。

  烟害防治法: 国家应制定烟控中长期计划

  委员建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前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联合30名全国人大代表,向本次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制定《烟草危害预防控制法》的议案,建议由卫生部牵头制定国家烟草控制中长期计划,明确各阶段的烟草控制目标、措施,开展烟草控制项目;同时,建立综合的烟草流行病学监测体系,并将其纳入常规的公共卫生监测体系中。

  履约现状———离《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11年的履约时间越来越近,中国目前仍缺乏全国性的控烟法律和控烟规划,一些城市虽然出台了公共场所禁烟的地方令,但依然缺乏有效监查和严厉惩罚举措。

  代表委员说

  提高烟草税: 提高1元税挽救340万条命

  委员建言———全国政协委员邵一鸣称,在中国,提高烟草税到每包1元钱,将能够挽救340万人的生命,并创造超过2350亿元人民币的政府收入。国家若提高烟草税,增加的财政收入应用于控烟工作,以及资助弱势人群享有基本医保。 履约现状———目前中国卷烟总税率仅约为零售价的40%,这一税率远低于国际上卷烟税率的中数范围(即65%-70%)。烟草使用每年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高达186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GDP的1.9%。其中,吸烟的直接医疗成本为140亿元人民币。

  禁美化烟盒: 烂肺烂牙警示图片印上烟包

  委员建言———广东籍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表示,既然短时间内无法全面强制戒烟,就严禁美化烟盒,改印上醒目的烂肺、烂牙、骷髅等图片,让人从心理和思想上先戒烟。履约现状———根据中国政府对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承诺,中国须在今年1月9日之前,更改境内销售所有烟草包装上的警示标志,用清晰、醒目的健康警示语或图片,告知吸烟者“烟草使用的有害后果”,警示标志占据烟盒可见部分的50%以上,不少于30%。由国家烟草专卖总局制定的现行《境内卷烟包装标志和规定》,允许“烟草健康警语”可使用多数国人看不懂的英文,警语字体高2毫米就算合格。该规定自去年制定出台至今,遭到卫生部门和控烟人士多次抗议。

  禁烟草广告: 慈善行动拒绝烟草公司冠名

  委员建言———全国人大代表沈进进表示,应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八条,禁止包括通过志庆、慈善捐助在内的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民政部门和公益组织也应拒绝烟草公司冠名的慈善行动,避免烟草公司变相宣传烟草品牌。 履约现状———现行《广告法》中仅规定,禁止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禁止在各类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等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但目前各种慈善活动、体育赛事中,变相宣传烟草品牌的广告,依然频繁出现。

  官方看法

  国家烟草专卖局:“慎重考虑代表委员意见”

  国家烟草专卖局一位负责人表示,类似于“取消低价烟”、“提高烟草税”等提案、议案,在以前都没有接到过,现在还无法给出答复。该负责人表示,两会结束后,如果有转来的提案、议案,烟草专卖局一定会尊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并慎重考虑,给予答复。该负责人表示,像烟草税等一些政策,是由税务总局等国家有关部门决定的,而他们作为烟草行业管理机构,对于国家的政策方针,一直都是认真执行和落实的。 烟草专卖局另一位负责人则指出,作为中国的纳税大户,烟草业每年的利税都位居前列,给国家财政创造了巨大利润。如何做到既对公民的健康负责,又不伤害这个每年上交税收1000亿元以上的产业,是政府一直需要寻找的平衡点。

  烟民观点

  取消廉价烟被指“挤兑穷人”

  沈红志(54岁,烟龄34年)

  中午,趁工地上没事,沈红志溜进附近胡同里的一家小店,要了瓶啤酒,悠闲地抽起烟来。“一烟一酒,人生足够了”,沈红志显得很享受。54岁的沈红志烟龄至少34年以上。“上学前,调皮,点些扁豆秆抽”。现在,他每天要抽1包烟,抽得凶了,再多半包,红梅烟,4元一包,一个月花他150元左右,加上酒钱,总共400元,一个月工资的1/3。 有时候烟没了,烟瘾上来了,沈红志感觉自己“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抓耳挠腮”,看有抽烟的,就要上去讨一根来抽。 “不会真不让抽廉价烟了吧”,沈红志显得有点担心,他说,高档烟一条得1千多,得花他一个月工资,烟瘾再大也总不能不吃饭吧,“这不是挤兑穷人吗?”

  如果要取消廉价烟,除非将生产的、流通的都给抓起来,沈红志说,不然人们总能设法搞到的,那个时候,廉价烟估计都要涨价了,再不行,他就买烟叶自己卷着抽。 崇文区李村附近的一家烟酒销售店中,两三元的廉价烟有十余种。对于取消廉价烟的提案,店主表示不可行。“这些烟卖的很好,主要就靠这些烟盈利”。店主说,工薪阶层抽不起好烟,农民工就更抽不起,取消了他们怎么办?“香烟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取消了国家也有损失”。

  网友评论

  能不能克服“控烟不可能论”,对于政府来讲,直接决定着控烟是虚晃一枪还是真真正正有所作为,也将决定社会大众对于控烟令是继续当看戏,还是转而充满敬畏;社会心理的重塑,并非想象的那么艰难,控烟令要取得“禁酒驾”式的社会效果,并非不可能的任务,至少要比当下这种放任自流的形势要好得多。

  现状

  无烟目标无奈后延五年

  2010年12月22日,崇文门商圈的一网吧内,几名装扮入时的青年男子正酣战于CS类的真人扮演游戏,一个回合“杀”下来,赢家输家不分你我,嬉闹着相互为对方点起烟来,以放松游戏中紧绷的神经。虽然墙上有明显的“禁止吸烟”标志,但泡网吧者和网管对此都视而不见,大厅内弥漫着浓烈的烟味。 两天后,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毛羽在阐述“北京市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情况”时表示,“控烟”已列入北京卫生事业“十二五”规划,到“十二五”收官之前,即2015年底以前,力争在全市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实现100%无烟目标。

  这意味着,本市实现控烟目标的期限又后延了5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100天执行的“禁烟新规”要求,体育场馆、健身场所和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等公共场所实施室内及室外禁烟,同时餐厅、宾馆、饭店、度假村等公共场所应实现室内禁烟。彼时,市爱卫会表示“力争在明年年内(2009年),最晚到后年上半年,出台全新的禁烟法规,将明确所有公共场所必须完全禁烟,公共场所不再存在可以抽烟的区域”。然而,截至上周记者采访时,相关部门仍表示,因控烟立法工作涉及多部门的沟通和协调,目前,各方仍在积极推进之中,立法出台时间不得而知。

  后奥运时代禁烟效果反弹

  市爱卫会于2009年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的新规执行后,北京七成公共场所已有禁烟规定,全市1020家餐厅成为“无烟餐厅”,218所医院跨入“北京市无烟医院”行列,6.6万辆出租车基本实现“车内禁烟”。 但时隔近两年后,本市的控烟情况是否得到保持和巩固呢?记者走访方庄、东四、米市大街一带的多家餐馆发现,东来顺、金鼎轩、新辣道梭边鱼等多家大型连锁餐厅内,在明显位置均张贴有禁烟标志,并设有吸烟区和无烟区,但部分餐馆内吸烟区和无烟区之间并无明显隔断,且在非吸烟区也有吸烟情况。因港式餐馆多设有非吸烟区,准备怀孕的白女士和朋友便将用餐地点定在位于西直门附近的一港式茶餐厅内,刚在无烟区落座,她就闻到淡淡的烟味,发现是相隔不远的邻桌男子在抽烟,白女士便将服务员叫到跟前询问,却得到“那边是吸烟区,客人可以正当吸烟”的答复。“这吸烟区和无烟区设着还有什么意义,不是自欺欺人吗?”知名餐馆禁烟难,成都小吃、拉面馆等小型餐馆内更是吸烟重灾区。市爱卫会办公室主任刘泽军坦言,奥运时期的控烟效果确实有所反弹,尤其是中小餐馆中存在摆放烟具、服务人员未对吸烟者劝阻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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